民国五十九年（庚戌、西元一九七０年）春，玉公及师母七十双寿，台北市民营报业负责人，为纪念玉公当年团结民营报业为求生存、奉献心力艰苦奋斗之事迹，特集文出版专册「玉涵集」以志庆。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先生、社长范鹤言先生及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先生、自立晚报发行人吴三连先生及国语日报发行人洪炎秋先生等，对玉公为民营报业及国家之贡献均有详尽之叙述。王惕吾先生在寿文中以「奋斗的夥伴」为题，指出民营报业在政府播迁台湾之初，工商业甚不景气，商业广告极少，报业发展异常艰难，亏累不堪，在玉老领导设计与奔走力争之下，民营报业遂取得政府与公营事业定期之公告广告收益，奠定大家生存之基础，并提出联合申请贷款办法，争取大宗银行贷款，使民营报业得以更新设备，以求发展，而有今日蓬勃现象。此一办法之主要推动与负责向台湾省政府及银行交涉者，均由玉公一人承担。尤其对玉公在行政当局颂布「九项新闻禁例」及修订出版法时期所表现之凛凛风骨，钦佩曷已！范鹤言先生在「民营报业奠基之李玉老寿」一文中云：为我民营报业之大团结，出力最多，设想最周，计划最密者首推李玉老，玉老坐镇民营报业联谊会，运筹帷幄，策划周详，功不可没。值兹大庆，民营报业同仁怀念其往日功绩，用特各抒所感，以颂玉老之言之行之德，传之后世。

　　余纪忠先生以「寿玉老七十」为题，其文曰：每忆玉老在当时剖析事理当仁不让之言论风貌，历历如在眼前，民营报业同仁得能相处以道义，廿年来保持互助合作，实由当年玉老奠定之基础。余文中对玉老之人格有如下之叙述：玉老为人治事有所争、亦有所让，其所争者为公义、所让者为私利。玉老接办自立晚报，惨淡经营，不知历尽几许艰辛，先后遭受两度停刊处分，具为争取新闻言论自由所付出之代价至高。玉老最令人佩服者，乃其爱国家、爱自由屡仆屡起之精神。及至自立晚报基础大定，反又让予有更多财力之人接办，藉谋报社进一步之发展，而其自身则从容退出，毫无恋栈，此种功成身退之胸怀，似清风明月，令人常留去思。

　　吴三连先生在其「坚忍不拔、松柏永青」寿文中云：本人忝与李玉老在自立晚报有共事之雅，复以廿载莫逆私交，据我所知，当时本省民营报业率皆创业维艰，在经费运用上，煞费张罗，玉老倡议争取补助，以度难关，以维民营报业之生存，使我对玉老更肃然起敬。自立晚报曾经两度因故奉令停刊，无异乃致命之打击，任何人处于此境，均必气馁，而乏重振旗鼓之勇气，但玉老秉其坚忍不拔之毅力，于两次停刊期满，竟能复刊，若非玉老待人以诚，克己以俭，自立晚报于如此困境之中能不夭折者，殆亦几希矣。三连先生最敬佩玉老为争取新闻自由之决心，在当时自立晚报报头下方，标明「无党无派独立经营」八字，此在自由中国报业史上，实属空前创举，玉老之特立独行，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连先生最后强调，玉老不但在阳明山第二次会谈中，坚决主张新闻自由，并提出具体办法，其忧国忧民之心，不时宣之于笔，均发表于「天声人语」专栏，以及四十九年十二月间所发表之「今日之国是问题」等鸿文，对政府过去之错误加以检讨，对当前之重大问题一一指出，并提出切实可行之道。玉老并坦陈个人三大愿望：第一，我对政治根本无半点企图，不过愿在反共复国之新闻岗位上以言论报国，与台湾共安危，政府同存亡，最低要求不致跳海；第二，愿我有生之年能返回大陆，躬逢还都大典；第三，愿于复国之后重上西岳华山，终老山林。玉老这种光风霁月之胸襟，的确值得敬佩！

　　洪炎秋先生于「我所认识的李玉阶兄」一文中亦云：中央政府迁台不久，百废待举，各业均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尤以报业为甚，无不奄奄待毙，玉老一进报界，立刻纠合李万居、王惕吾诸先生，组织民营报业联谊会，根据宪法，政府有扶持文化事业之义务，终于争到一部份之配纸和公告广告，民营各报得此挹注，颇似及时之甘霖，使民营报纸不致夭折，且为将来成长，立下根基，现今民营报纸，駸駸乎有凌驾公营报纸之趋势，饮水思源，玉老应居首功。

　　综上诸文，可知玉公对自由中国民营报业发展之贡献，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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