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年到西北传道，可以说是一无凭藉，但是，真所谓得道者多助，各方前来归依的络绎不绝，他的弟子包括当时党政军情乃至工商学界人士，无所不有。

　　父亲传道的目的，是在收拾人心，拯救苍生。他一生从未中断为救世救人而祈祷，他基本上还是著重个人的修持。静坐的传授，便是个人修持的起点。

父亲的宗教哲学思体系

　　当年他在西北有「李半仙」之名，他的预言无不应验，很多高级将领，在出师之前，总要前来拜见「导师」，请求护佑，父亲要他们默念廿字，笃信　上帝，无形中自有庇佑。

　　父亲行道并不强调迷信，也不强调偶像崇拜。在西北他创办红心字会和宗教哲学研究社。一为慈善机构，一为学术研究机构。整个机构的后院，乃是「光殿」，是弟子们参拜进修和「天人亲和」之处。

　　他在宗教哲学上有自成一套的思想体系，这是他归隐华山八年期间，透过静修和「天人亲和」的最大收获。大哥子弋及父亲高足黄震遐（维道）对此思想体系，研究有重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一年，我们举家由西安返回上海，再由上海前往台湾的初期，是我们生活上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我们兄弟教育和成长的重要阶段。我们的高中、大学以及进入社会开创事业都在这段时期。

还记得那寄人篱下的日子

　　父亲回到上海，从一个修道的人，而转为一个入世的宗教家。他曾企图组织宗教大同盟，以从事政治协调的活动，但他所做的事没有收入，我们全家寄居在四叔公李朴臣老先生所开的大上海饭店六楼，可谓寄人篱下，一切仰赖四叔公。

　　大哥子弋一面在大夏大学读书，一面在新夜报担任采访工作。我们三兄弟则在复旦实验中学读书，中午到附近四叔及六叔潮年家去吃饭。我们刚从陕西返沪，衣著显得很土气，我们没有太多娱乐的钱。记得周末看电影，一定要去戏院排队购限价票，如果买不到，便看不成电影。母亲在经济上受拮据以外，精神上的苦闷更大，每天吃饭要看侍侯饭局佣人们的白眼。

虽遇窘迫难堪仍不改其志

　　经朋友的介绍，父亲到台湾台北接管了福台企业公司，却没想到那是个破烂的摊子，负债累累，有补都补不完的漏洞。父亲的许多朋友以及我在台大的几个好同学，均受到拖累，结果公司祗有宣布破产，朋友们的血本，没有拿回去几个，想来真是对不起朋友。父亲当时受朋友逼债所受的窘迫与难堪，是他一生绝无仅有的，他虽然也是受了朋友的拖累，代人受过，他却一再表示，这个破烂的摊子，毕竟还是我们来到台湾的跳板。（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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