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十年九月廿一日，父亲运用了他的各种关系，获得政府主管之首肯，准予自立晚报复刊。原承办人娄子匡、郑郢琨先生同意改组，将报纸转让给父亲，自任发行人兼社长。娄、郑两位主持下的自立晚报，因选稿不慎，而奉令停刊，而且批令「永不准复刊」，这是台湾报业第一次被勒令停刊，那是民国卅九年的秋季。经过将近一年，一切无疑要从头做起，父亲除承担原有报社债务外，转让几乎是无条件的。

不计困难接办了自立晚报

　　实则父亲并没有财力，仅有的五千元台币开办费，还是向朋友们筹备的，他真是一位有勇气、有魄力的人，说做就做，我是自立晚报原有的记者，大哥大嫂已是台北新闻界的从业人员，我们自然加入编辑阵容，母亲也于复刊之始便进入报社工作，达弟继弟也陆续跟进，因此，自立晚报有「李家班」之称。但是，自立晚报能站得起来，也全靠陆续为报社效力的许多年青的朋友们。

　　自立晚报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加以当年一般人还没有读晚报的习惯，发展得非常缓慢，报社员工常常拿不到薪水，甚至有时连印报的纸张都没有著落，尽管如此，大家工作的情绪依然非常振奋。

　　报社早期的编辑部和印刷工厂，是在台北雅江街的一所简陋厂房里，每当下雨天，编辑部要打起伞来写稿和编稿。大家能这么苦干，是因为这张报纸所代表的独立立场，这张报纸是敢讲话的。

一年之内被勒令停刊两次

　　自立晚报命运多舛，在父亲主持下，先后不到一年以内，便被政府勒令停刊两次。第一次因报导的新闻不为当局所喜，而于民国四十二年二月间，以「整修内部」为名，自动停刊七天，以示「自惩」。

　　同年十月十八日，以处理新闻花絮失误，受停刊处分三个月。这次停刊，是在父亲坚持之下，而要求政府以正式公文行事，他指出报纸既经合法登记，必须依法处分，不能仅凭政府机关一通电话而自行休刊。当时省主席俞鸿钧认为要求合理，乃令省新闻处出具公文，停刊三个月。

为台湾报业背负了十字架

　　根据政府公文，自立晚报于停刊三个月后，继续于四十三年元月十九日复刊，报社经此打击，元气大丧，一切必须从头做起。自立晚报损失虽大，但父亲向政府的抗争，至少使政府与新闻报业间的关系，纳入较为合法的程序。自立晚报实为台湾报业背负了十字架，从那次停刊以来，台湾没有第二家报纸，再被下令停刊，仅此一端，自立晚报对争取新闻自由，算是付出了宝贵的代价。

（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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