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自立晚报的印刷条件甚差，出报时间又不正常，与人竞争当然困难，销路推展倍感吃力。但是，自立晚报在言论上始终受到读者与政府的重视。

　　父亲在财力极度困难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维持社论执笔人的最低酬劳。主笔人经常要举行会谈，每次均由父亲主持，所有的社论他自己一定得过目，以示慎重。自立晚报的言论从不空谈，所谈中有理性，而且一贯是作建设性的批评。

直陈时弊，尽到言论责任

　　父亲自己并于四十三年五月廿日起，自撰专栏，命名为「天声人语」，针对国策时弊，敢言直陈，主持公道，讲求正义，极具担当，颇有胆识，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

　　自立晚报对司法的改进，有过整体性的评论。并曾对国是问题，作专题性的评论，都有专辑出版，对言论真是尽到了责任。

　　在父亲主持下的自立晚报，言论上从开始已有它的独立性，但是真正在报头上标明「无党无派独立经营」字样，则始于四十七年五月二日。父亲在那一天的首页，刊登了一个启事，声明他自己脱离国民党党籍，并宣布自立晚报从此是一张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报纸。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的作法。

王惕吾先生的证词与感言

　　父亲对台湾民营报业的整体，也有重要的贡献。他自接办自立晚报以来，不仅为自身生存发展用尽心血，也为民营报业前途，尽了最大的努力。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先生，及中国时报（前身是徵信新闻）发行人余纪忠先生，对父亲的贡献，有详细的叙述。

　　联合报王惕吾先生在祝父亲七十大寿寿文中，以「奋斗的夥伴」为题，指出民营报业，在政府播迁台湾的初期，工商业很不景气，商业广告极少，客观环境不足以培育报业发展的情况下，一直非常艰难，亏累不堪。在父亲领导设计与奔走力争之下，民营报业得以取得定期的政府和公营机构的公告广告收益，奠定大家经济上生存的基础并进一步争取银行贷款，能使各民营报业更新设备，以求发展，而能有今日蓬勃现象。惕吾先生称父亲「为人热心，不辞劳怨，划策设谋，尤具公诚，每次洽商，均以同业共同利益为先，民营报有此生力军，大家意见得趋一致，合作办法也订了出来，并成立民营报业联谊会。」他说，父亲在推动民营报业团结奋斗的经过，其艰苦情况，非历其境，难以想像，真有「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之感。惕老在文中指出，当时为交涉公告及贷款，有几个月，天天开会，时时奔波。开会多由父亲及惕老轮流主持，而交涉事项，则照例是由父亲独任其劳。

余纪忠先生推祟父亲人格

　　余纪忠先生在「寿玉老七十」一文中说，他每忆父亲在当时剖析事理，当仁不让的言论风貌，历历如在眼前。认民营报业同仁得能相处以道义，廿年来保持基本上的互助合作，实由当年父亲主持的民营报联奠定的基础。

　　纪忠先生在该文中，对父亲的人格有下面的叙述：「玉阶兄为人治事有所争，亦有所让。其所必争者为公义，所常让者为私利。此固卅年代知识份子延以自夸之处，而于玉阶兄最伪显著。至于决嫌疑而定是非，尊道义而解纠纷，玉阶兄一生所好者，比比皆是，非可罄述。」

　　纪忠先生并称：「玉阶兄最令人佩服者乃其爱国家、爱自由，屡仆屡起的精神，乃至所营自立晚报基础大定，反又让予有更多财力的人士接办，藉谋报纸进一步发展，而其自身则从容退出，略无恋践，此种功成身退的心怀，实可比拟清风明月，令人常留长思。」

献小我成大我，于愿足矣

　　父亲孤傲的风格，和他坚持独立言论政策，不受约束，自不能久为当政者所容，乃有急流勇退之举，于五十四年十一月退出自立晚报。今天民营报业一致欣欣向荣，父亲虽然没有享受到发迹的成果，也无任何遗憾，他能对报业有所贡献，不仅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安慰。

　　下面我要来谈谈我的母亲：

母亲变卖首饰助父亲办道

　　从小因为我性情内向，跟母亲就非常的接近，母亲做什么，我都跟著在一旁观察，尤其是在华山大上方的那段时期，看母亲做菜，看她为我们四兄弟做鞋子，为我们千疮百孔的破裤子、衣袖、和袜子打补丁。陪母亲到玉皇洞理神像后面所放的几只樟木箱里去取换衣物，放樟脑丸的情况，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母亲在山洞里整理东西，总要从各个箱子的角落夹袋里，取出她仅有的一些「宝物」─手饰和一些崭新的钞票。她一面给我看，一面轻声地对我说，这是她仅有的一些「私房」了。她一面看著那些饰物，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母亲为了支援父亲在西北办道和做慈善事业，已经陆陆续续地变卖了她所收藏的手饰珠宝，这是一般妇女所最引为珍贵的东西。

追怀当年全家入陕西种种

　　当年在华山的时候，母亲才不过三十出头些，正是她青春盛年，她却跟著父亲在山上修道，过著平淡而又清苦的日子。事实上，自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多半是过著艰苦牺牲的日子，她像所有老一代的妇女一样，任劳忍怨，一切以自己丈夫的意愿为意愿，逆来顺受。

　　父亲在抗战以前，奉萧师尊昌明的命，弃官由上海前往陕西办道，他作了决定，一个人便先去西安。留下母亲要准备行装，带著我们四兄弟前往投奔。当时我兄弟的年龄各为七岁、五岁、三岁、和一岁。

　　母亲坐著黄包车到处辞行，有一天在上海法租界，被一醉酒驾驶的法国人撞翻，汽车从母亲身上辗过，可是母亲却是神奇地毫发未伤。

　　她终于带著我们成行，坐火车转来转去，大概有三天三夜，前往僻远落后的西安，而且人地生疏，一无所知。设身处地的想想，我真要敬佩母亲的勇气。

（四，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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