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一个婉柔的主妇，从厨房走进社会，跟父亲并肩奋斗，这段时期，我们才真正地看到母亲坚忍不拔、强韧不屈的真面目、真精神。她将克勤克俭持家的精神，转换到了父亲的事业上，从这阶段开始，我们再看不到母亲不皱眉头了；我们再听不到她轻柔的温语。她是那么干练、细密、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帮助父亲处理父亲最拙手的经理工作。由于她的精打细算，使得父亲可以无后显之忧，为执著理想而去奋斗、开创。在那个阶段与母亲共事的一些自立晚报的旧同仁，从她那里学习与默化下，现在有许多人卓然独立、自成格局，每年春节仍不忘本地像她的子女一般地向她拜年请安，以感谢她的指导与带领。

当俭则俭．克己待人

　　母亲的理财原则是当节俭的时候，一分钱不可浪费，当使用的时候，一分钱不可节俭，尤应当「有时常思无时」。因而，母亲克己待人的持家原则，成为我们弟兄们立业的榜样。到今天，我们弟兄有一个习惯是承受自母亲的美德，一张废纸、旧信封，我们都会将废物的价值，利用到、发挥到它最高的功能。达弟尤能继承母亲的美德，他那种事必躬亲、克己待人处处都可以看到母亲的影子。

　　母亲尽管精打细算，但她从不去侵犯与损害他人的权益，对等地她也不肯放弃她自己应该享受的权益，例如：双亲住在美满大厦时，上下电梯时，我们都说：「走两步嘛！」她却说「这是我的权利，我又何必放弃呢？」

惜福知足．代代传承

　　母亲的优点、长处，正弥补了父亲的缺点与短处。有时候，我们看到她满房间的陈箱旧橱、残缺用具，我们会说：「这是旧农业社会的观念和作风。」有时候我们看到她穿著缀满补丁的旧衣服，而将新为她添置的衣物，珍藏在衣橱里，我们会说：「妈何必呢？」她总会说：「这是惜福。」听来让我们警惕，又让我们辛酸。，因为，我们青年时期的艰辛历程，是在她这份惜福中渡过来的。祇有我们弟兄才会真实地体会到这「惜福」两个字的份量。

　　我们青年时期的母亲，真正是久经风雪岭头孤傲的寒梅。

　　当我们成熟时，我们益发能够从母亲的言行中，发现传统中国妇女的精神与德行。她是家庭的中心柱石，她是子孙的守护神，她是父亲的神仙眷侣，她是中国传统的传灯人。

　　母亲，她永远在心底排列的顺位，父亲第一，儿子第二，媳妇第三。她自己则永远排列在最后的一位。她从来不把自己的得失荣辱放在心上。但她以父亲的喜怒哀乐，为她的喜怒哀乐，儿子的荣誉成就为骄傲。她永远是李氏家族中最后一个欢笑者。西哲有句谚语：「最后欢笑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然则母亲的欢笑中有多少辛酸与悲怆。

　　母亲，我们永远记得你的一句话：「不要气，祗要记！」我们永远记得你不皱眉豁达的青春美丽。我们永远记得「常把有时当无时」的教训。更记得「惜福」为李氏子孙留下美好的典范。

　　记得民国六十二年五月的母亲节，母亲膺选台北市模范母亲，获得「母教之光」的匾额时，母亲会经笑著对父亲说：「我可以无愧对于李氏的祖宗了！」这句话中有多少母亲的眼泪，祇有父亲知道，我们四个兄弟知道。今后，将成为耕乐堂子子孙孙永远传承的一句话。

第四部份：俎豆馨香

　

孝道价值．千古不移

　　诗经上有句话：「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曾子也一再地指出：「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以孝道维系不坠，同时也是建立社会秩序与发扬伦理道德的最重要基石，孝道的意义，在本质无所谓现代与传统，尽管社会结构有了急遽的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没落，都市人口爆炸，工商业发达，小家庭制度继而兴起，人际关系日趋复杂，乃至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但中国文化的孝道似乎已成为一种价值观念与思想，在复兴基地的台湾再起激荡。

　　有人主张，应将孝道区分为「孝道」、「孝行」。孝道指为孝思、孝意、孝念、孝忱，是指子女善待父母的一种意愿，而「孝行」则是子女表达孝意的行动，也是孝道实践的方式。但，孝道的价值是千古不移的，是人与人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感情，而孝行则随时代而有所不同。

孝亲尊亲．万世永昌

　　我则认为：孝道首先应自「爱护自己」始，正是孝经中开宗明义就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护自己当以自尊、自律、自强、自立为基础。进而才能做到「使父母无忧」。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使父母无忧」的一种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曾子所说的：「不辱其身，以忧其亲。」因为孝经中以「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为孝行的顺序。任何使父母感到耻辱，使祖宗蒙羞，实在是有违「孝道」。因之，凡是不能自尊、自律、自强、自立，就不能爱护自己，必然使父母忧虑，使父母蒙羞。在今之世，这个工商业社会，同样是社会败类，是人类和平的破坏者。

　　愿以庆双亲钻石婚暨八十晋四大寿的前夕，以最平易、平淡、平凡的方式与笔触，述叙「天人甲子」的涵意，兼述父亲的哲学体系，再以「代代相承」重点地理性的分析父亲的言行。以「勤俭持家」，以感性地记录与描绘母亲的性格及在我们兄弟四人心目中的形象。以此给我耕乐堂李氏子孙，永志不忘。俎豆馨香，万世永昌！撰于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时在台北

　　（五，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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