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撰写本师世尊年谱的缘起、经历与收获

对于本师世尊的一生，

普珍藉用圣训的一段话来诠释：

「修道自有道考、家考、人磨、事磨；

只要一秉初心，心超物外，不为境累，

以积极、乐观、进取，勇往直前，

奋斗到底，必有感应、必有成就。」

　　八年前，身为历史研究者的普珍，突然兴起「世尊当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念头。上了博士班后，他开始撰写世尊年谱，为了体现世尊言教、身教，特别师法《王凤仪言行录》的体裁，更希望透过学术手法，让世尊精神特质在重重检验下，淬炼出不朽的光芒。

　　回顾这段「且战且学仙」的历程，普珍内心感触良深。

　　这五年多来，世局动荡、教内物换星移，他本身也历经慈母骤然辞世、弟弟病情起落，从一个单身汉，变成有家室的人，然而普珍说：「自己的一切与师尊遭遇过的风风雨雨相比，只有『汗颜』两字。」

　　在世尊年谱出版前夕，普诊愿将功德回向给引渡他皈帝的先慈，更要将此书作为世尊百年华诞的献礼，希望大家了解发愿、行愿、了愿之不易，更能以他老人家为法式对象，永远与之心心相印。

　

　　经过五年多的奋斗，《李玉阶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世尊年谱）终于要面世了。在付梓前夕，教讯杂志社邀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撰写世尊年谱的心得。坦白说，我的心情满复杂的，一方面虽庆幸于多年来的辛苦没有白费，一方面则深叹此著完成之不易。但若将这个历练和世尊生平相较，则又显得不足道了。不过，既然已接受邀请，那就好好作一番回顾吧！

（一）撰写的动机

世尊当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之所以想撰写世尊年谱，最早是源自于民国八十二年第四期高教班期间的一股冲动与同奋的刺激。以前者言，我因深感世尊于上课时阐述的事迹，多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相关，故而兴起了「世尊当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念头。以后者言，第四期高教班期间，我担任教史组组长，面对组员质问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我引以为耻，认为身为一位历史研究者，若连自己所景仰的世尊生平都不清楚的话，将来何以告诉同奋他老人家奋斗的过程呢？在如上原始动机下，遂使我发愿要好好地研究世尊。

　　数年后，本师世尊、坤元辅教相继证道，我亲眼目睹了世局的变化及教内发生的一些问题，益发让我体认到一部完整的世尊传记，一定可以让同奋正确地认识世尊、天帝教的法门及我们的时代使命。这对凝聚同奋的向心力而言，必然有某种程度的帮助。

（二）构想的形成

决定用严谨客观学术方式呈现

　　民国八十五年六月，我考上文化大学史学博士班，开始著手世尊年谱的撰写工作。

　　起初，我根据《天帝教复兴简史》拟出大纲。但觉得时间的纵深不足，因此又依各期《天帝教教讯》所记录的事迹，将时间拉长到民国八十四年台湾危机，及八十五年三月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选举结束之时。我之所以有此想法，主要是有鉴于八十三年底世尊证道，与其发愿以己身赎众生之罪，换取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有关。以此为总结，可以突显他老人家未竟的志业及我们未来应当努力的方向。

　　大纲拟就之后，接下来就是内容的充实问题了，但应该如何入手呢？首先，我确立的方向是：这是一部名人传记，我应当蒐集到足够的资料来研究传主的生平，并用严谨客观学术的方法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我必须在著作中体现传主的言教、身教，以其生前对同奋的教诲与奋斗经历，来教化芸芸众生。就这点而言，我师法了《王凤仪言行录》的体裁。不过，为了完整呈现传主的人格特质，我又采取了某种质疑的态度来看世尊。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想透过道德标准，衡量他的人格。如果，他在人格上确实能够通过重重检验，就足以证明其并非浪得虚名之辈。如此一来，同奋不只可以对世尊更有信心，更可以为自身的困境找出解决之钥。

　　当然，本著所以采取学术手法撰写，亦有其现实考量。世尊驻世时，一直期盼天帝教能朝学术界进军。所以多年以来，我们每每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与国内外学术社团交流。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身的不足，这对想要了解世尊、认识天帝教的学术界朋友而言，必然构成了障碍。因此，一部严谨详实、客观的世尊年谱，对于我们向学术界弘教，必能起某种的作用。

（三）资料的蒐集

教内外广为寻觅可资佐证的史料

　　蒐集资料与撰写年谱必须同时进行。而手边有多少资料，就写多少东西，亦是学术上的通律。

　　上了博士班后，我常利用课馀时间找资料。在第一年里，首先在世尊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事迹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以前者言，我发现世尊的先祖本姓王，过继到李家当养子。乾嘉时代常州大儒李兆洛是世尊的五世从祖，其兄五初为世尊五世祖，五初子頍即世尊高祖毓华公。以后者言，我发现世尊于民国八年上海五四运动时并非就读吴淞中国公学，因为该校自民国五年停办以后，至八年九月才正式复课，而上海五四在同年七月间即告一段落。是以在此之前，世尊并无就读中国公学的可能。至于其担任上海学生会中国公学代表及学生会总务科主任（世尊说，他曾担任过总务部部长。事实上，当时只有总务科，而无总务部），亦在同年九月以后。这对我而言，自是一项鼓舞士气的事。此后，我又找到一些直接间接关于世尊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些是世尊早年与中共斗争的佐证，有些是上海宗教哲学研究社成立大会的启事，有些则可以佐证其争取舆论自由的贡献，另外有些则可用以说明其与胡适和雷震间的关系。

　　就在一边蒐集资料一边撰写年谱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就算再用心寻觅教外资料，没有传主原始档案的帮助，依然无法完整重建世尊的生平。在撰写过程中，我尤其发现，世尊退出《自立晚报》之后至成立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的这十几年间，他老人家的事迹几乎一片空白。此外，天帝教复兴前期的种种记录，所据资料为何，亦无从得知。

　　有鉴于此，我于八十六年秋季超荐法会结束当晚，鼓起勇气大胆向维生首席提出借阅世尊日记的想法。当时，他不置可否，只表示会考虑考虑。后来，我将年谱散稿托人带至镭力阿，并附上一封长信告知我的看法。其中谈到：一、凡《天帝教复兴简史》所提及的史实，其原始资料当可公开。二、凡有助于同奋修持的资料可以公开。三、凡有助于澄清中国现代史上问题的资料可以公开。

　　后来，维生首席回覆说，世尊的日记现阶段不宜公开，但我有空可到镭力阿找一些家书来看。于是，在八十七年六月，我特别抽空至镭力阿，用一周的时间在教史编纂委员会的史料库中，找到了许多宝贵的原始资料。除了名人书信若干封之外，另有《西北阐教日记》、《清虚集》（卷三）、《涵静老人开示录》、〈毗陵辋川里李氏宗谱城大房分三河口支世系表〉......等等，真是喜出望外。而且，维生首席又主动提供多封家书供我参考。因此，那一次的朝圣之旅，简直是满载而归。再者，由于撰写世尊年谱之故，我遂有机缘认识青年学者王见川先生（《民间宗教》学术专刊总编辑），他答应提供两则关于世尊生平的二则宝贵资料。同时，我也邀他为世尊年谱写一篇序文。最后，台北某同奋热心提供世尊于民国廿四年间在西安举办开导师训练班的文献──《阐教法乳》影本，亦令人大感惊喜。总之，在资料齐备之后，我就可大刀阔斧地撰写世尊年谱了。

　　另外要补充的是我因体认到世尊生平与时代背景间的关系，故而特别参考了《中华民国史日志》、《台湾历史年表》及《近代中国》双月刊后附的「大事纪」。在经过细密的对照之后，终于理出一个轮廓，爬梳出许多他老人家和时代互动的证据。

　　此外，博士班选修的课程，对年谱的撰写亦甚有帮助。如「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让我对冷战时期，中共、美国、苏俄间的三角关系，有了起码的认识，对了解世尊复兴天帝教的动机提供了背景上的知识。而在「中国古代战争思想史」中，我则有机会细读《孙子兵法》，让我对古典战略思想与中共对台战略思考（因为中共战略思想受《孙子兵法》影响很大）有初步的了解，对认识世尊于抗日期间坐镇西北时的客观战略环境，及天帝教复兴之后对「保台护国」、「和平统一」主张亦颇有助益。（值得一提的是，该门课教授者刘振志先生，在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攻读学位时，曾修过维生首席的课，而他也是国内名战略学家钮先锺先生的学生，他们二位和维生首席皆相当熟稔。）　

（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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